上海疫情中的“特殊人群”，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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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上海实行严格的“全域静态管理”。疫情中，为独居老人、重症病人、不能自理的残障人士和特困家庭等四类特殊人群求助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出现。这些期待“被看见”的求助背后，是一个个行动不便且不会使用网络和手机等沟通渠道的“沉默少数”，如何发现并为这些特殊群体纾困兜底？这无疑是疫情防控中的一大难点。
来自街道社区的求助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型城市。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533.49万，占户籍总人口36.1%。上海独居老年人数为30.52万人，其中2.26万为孤老。同期，上海市持证残疾人59.5万人，占比超过户籍总人口的4%。
在突发疫情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会或无法使用智能手机，更遑论“拼手速”、参加“团购”线上抢购物资；高龄或身体疾病，或多重因素叠加，不少人生活自理困难，儿女、小时工等又因种种原因无法近身照料，吃饭、配药、求医都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除了亲友、居委、邻居，他们无处求助，一些人只能被动等待援助。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疫情发生后，慈善公益组织收到一些街道居委为社区特困群体发来的物资求助信息，有的独居高龄老人、残疾人一度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一些病患群体由于疾病原因，在无法得到适当照料的情况下，甚至连水都不敢多喝。“每次一有援助物资抵达，相关辖区民警都是火速赶来，迅即送去，足以见得情况急迫。”某慈善基金会物资筹备负责人说。　　
疫情之下，基层社区普遍存在人手短缺状况。一位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向记者描述其“日常工作”：组织居民核酸检测、发放抗原试剂、接听电话解决突发状况或居民疑问、帮助居民跑腿配药或解决居家封控问题、消杀居民团购物资、清点搬运政府物资并派送……“从封控开始，我们就住在办公室，经常干到半夜两三点，但五六个人面对几千人，即便有志愿者协助，仍是心有余力不足。”　
与此同时，有限的社区“服务队伍”也因疫情屡屡遭遇“折损”。某社区志愿者告诉记者，随着居委会书记、四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先后感染被隔离转运，几位志愿者由于焦虑和过度劳累退出，新增补的人员对工作流程不熟悉，也没有时间进行培训，导致“将近一周时间都处于左支右绌的状态，无法顾及细末之处”。　
种种因素叠加无疑形成“马太效应”：越是陷入困境的群体，越难以通过有效的渠道发声，物资援助越难以触达，也越需要大量人手去提供帮助。　　
“在当前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头，社区里的独居老人、特困家庭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大，尤其需要得到关心、关爱和帮助，”上海市民政局局长蒋蕊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当前，上海针对独居老人，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或家人被隔离收治而暂时无人照料的老人等，开展摸底排查，掌握实际需求，组织力量给予帮扶。　　
据悉，当前全市共有近5万名养老顾问、“老伙伴计划”志愿者、楼组长等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服务，是疫中主动“向前一步”掌握老人状况，助其纾解困境、稳定情绪的重要力量。　　
蒋蕊同时表示，针对特困家庭，上海民政部门加强救助供养，要求及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配备必需的防疫物资、农副食品、生活用品等，保障困难群众疫情防控期间的基本生活。
保供困难群体的关键节点　　
疫情发生以来，市内外公益机构、爱心企业和个人纷纷发起物资援助，但物资如何精准保供特困群体，实际上存在不少难题。　　
有意愿捐赠物资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希望针对特困群体进行捐赠，企业联系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对方表示，需要企业提供可以送达某几个区、总共可送几个点的信息，该基金会可据此提供申请物资的街道地址，由企业送至街道，但“物资最后送给谁，哪些是特困群体，需要由街道和居委来认定，该基金会和企业方都无法知晓”。